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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右江地区是壮、汉、瑶、苗、彝、回、仫佬等民族聚居地，其中壮族约占总人口的80％，汉族约占13％，其它少数民族约占7％。在百色起义时期，根据右江根据地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，以实事求是、灵活应对为原则，通过变革生产关系、发展生产力和重视文化教育等措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经济建设。研究这一时期发展民族经济的成功实践，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民族经济思想的历史渊源，而且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。

　　□旷红梅

　　一、百色起义时期发展民族经济的实践

　　（一）变革生产关系，调动各族人民生产积极性。

　　1.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，实现“耕者有其田”。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下，右江地区各族人民长期处于极其落后、贫困的状态。地主豪绅着大部分的山林和土地，他们用收租的方式剥削农民。因此，各族贫苦农民迫切要求废除封建剥削制，开展土地。针对这一实际情况，在的主持下制定颁布了一系列土地的线、方针和政策，废除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，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，真正实现了“耕者有其田”。

　　2.提高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，劳动者利益和权益。为了提高各族人民的地位和经济地位，特别重视改善工业、农业、商贸发展的条件，推动根据地的经济建设，并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一是制定劳动者利益和权益的政策和条例。《土地宣传大纲》等文件就提出：“焚烧契约债券”“实行不交租、不还债”“严禁雇农”等政策措施。二是成立行业工会。为了工益，在百色城成立了总工会，总工会下面分为店员、民船、轻工、鞋业、烟丝、药材、码头、水泥、木匠等行业工会。三是商贸秩序。等领导人把中小商人利益作为前委工作的重要任务，提出：“对于商人，疏通水陆以利行商，维持商场金融，商人贸易，各机关无故商店，大资本家商场。”

　　3.实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。从财政对经济的反作用原理出发，认为财政负担应该做到促进经济发展和群众利益的统一，主张取消不合理、不公平的负担。第二，评定村内各户等级，由村农协会负责，分为甲、乙、丙、丁四级，由乡农会评定；第三，每次征收数量较大的军粮、及公用物品，须先通过各级评定委员会，决定各级负担；第四，各户的负担，应该按级累进。军、烈属按其等级折半负担或免负担。鳏、寡、孤、独可减免负担或免负担。这些合理负担政策的实施，有利于调节各阶层人民收入，促进经济稳定发展。

　　（二）发展生产力，增强各民族的凝聚力。

　　1.以“统”“分”为依托，发展农业经济。在领导右江土地运动时期，根据当地少数民族生产的差异性、生产力的落后性等实际情况，经过充分调研和开展试点，并借鉴井冈山土地经验，形成了富有民族地区特色的土地政策，不仅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，而且实行灵活多样的生产方式，即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，由群众自主选择“共耕”或“分耕”形式。这些具体政策和措施，帮助农民发展了生产，了农民的经济利益，改善了农民生活，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。

　　2.以工业和军工业为主导，发展工业经济。认为发展工业和军工业，是现实生活和军队建设的需要，可以减轻或摆脱对敌占区的依靠。由于采取工业发展的政策，右江根据地内的工业各行业都有所发展。据统计，百色城当时有工业、手工业生产单位200余家。同时，为了解决军需，还直接创办和经营了一家被服厂和一家铸银厂以及两家军工厂，解决部队所需要的武器弹药、服装棉被和粮食等。

　　3.以商品交换和流通为基础，发展商贸经济。曾指出：“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，很重要的一环是贸易，经济工作应当以贸易为中心。”在百色起义时期，面对敌人的经济，积极开辟根据地内部市场，发展内部商品贸易。一是创办农村消费合作社。《奉议县临时苏维埃成立宣言》明确提出要“组织乡村苏维埃，领导农民创立消费合作社，扶助农民组织。”二是建立圩市，开辟市场。

　　（三）重视文化教育，建设民族人才队伍。

　　1.注重经济工作人才培养。针对当时经济工作干部极其缺乏的状况，举办财政干部，着力培养财经工作人才。如1930年4月，他在东兰武篆举办训练班，虽然该班以土地为主要内容，但也着重讲授经济学的基本理论。其中《经济讲授提纲》内容主要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原理。

　　2.注重民族经济文化发展。针对右江地区文化教育落后，对民族经济发展产生障碍的现实问题，制定了发展民族经济文化方面的政策措施，致力于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。例如“教育劳动化”的提出，就强调根据地的文化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，要为生产劳动服务。

　　二、百色起义时期发展民族经济实践经验的当代意义

　　（一）理论意义。

　　1.为经济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。百色起义时期民族经济思想的形成，就来自于他对右江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创造性实践。如果我们历史地、辩证地研究经济思想，就会发现：从百色起义时期的“建立圩市，开辟市场”到“建立市场经济”；从“分耕”“共耕”模式到现代农业的“两个飞跃”思想发展；从成立“消费合作社”到成立“农民经济合作组织”；从“注重文化教育”到“重视知识”；从“教育劳动化”到“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”等等。换言之，关于、发展经济的许多重要思想，其实就是他在百色起义时期领导经济建设实践经验的延伸和发展。当然，就民族经济思想发展整体来说，当时的实践和经验还处于萌芽阶段。但是，却弥足珍贵，对于新中国成立后民族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。

　　2.为党的民族经济理论体系的创立和形成作出了贡献。百色起义时期，制定的民族经济政策和民族经济工作的实践经验，极大地丰富了党在土地战争时期的民族经济理论，也为党的民族经济理论体系的创立和形成作出了积极贡献，即他使得我们党对民族经济问题的原则性得以具体化和丰富化。通过颁布《广西东兰县委员会最低政纲草案》，第一次明确系统地制定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政策；颁布《土地法暂行条例》和《共耕条例》，以法的形式巩固土地；采取实事求是与灵活应对原则，发展民族工商业；大力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文化，通过开办培训班、劳动小学、平民夜校等形式提高各民族文化素质。

　　（二）现实。

　　1.发展民族经济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。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强调：“真正”的民族平等，不仅是要帮助少数民族享有平等的地位和，而且要使他们在经济、文化上得到改善和提高，从而为民族团结奠定的基础。在百色起义时期，根据右江地区民族聚居、民族关系的实际情况，创造性地制定符合各族人民利益的方针政策，把经济发展与民族团结相结合，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，分配地主豪绅的财产，从根本上改变各族人民被剥削被的状况，为民族团结提供了有力的物质支持。

　　2.发展民族经济应“实事求是、因地制宜”的原则。将实事求是的原则贯穿于解决民族问题的整个实践过程中。他一再强调，不能把在汉族地区实行的各种政策完全照搬到少数民族地区，要区别对待，因地制宜。在百色起义时期，就是这样做的，如他指导制定了《土地法暂行条例》和《共耕条例》，并在自愿的基础上采取“共耕”和“分耕”生产方式，形成有“统”有“分”，“统”“分”结合的局面，既切合右江实际，又了历史发展规律。

　　3.发展民族经济需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。早在百色起义时期，就通过举办干部培训班、开办劳动学校等举措，大力发展民族文化教育。在知识经济全球化时代，少数民族地区更缺乏的是知识，知识才是民族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最强有力支撑。只有从知识发展战略上寻找突破口，少数民族地区才能发展得更好，收效更大。

　　（作者单位：市委党校）